“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對中國人來說，服飾一直都是文明的載體。每一種服飾都體現了當時的生活習俗、審美情趣、價值取向等精神內涵。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人的服飾和裝扮也經曆了滄桑巨變，見證著共和國的進步。

　　新中國成立之初，服飾新風尚主要通過勞動模範進行傳播。共和國首位女拖拉機手梁軍就是列寧裝的模特。1950年8月創刊的《人民畫報》，將梁軍選為首期封麵人物。梁軍圓潤的臉龐、齊耳的短發，加上灰色的列寧裝構成了1950年代農場女工的經典形象。簡樸的列寧裝體現了當時人們裝扮的實用價值取向——方便勞動。後來，梁軍的形象還被印在第三版1元麵值的人民幣上。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最能體現一個人身份的服裝款式是中山裝，而最受人們歡迎的則是軍裝。而一般民眾，最常穿的衣服不外是黑、灰、藍和軍綠幾種顏色，這樣的流行延續十多年。

　　改革開放的春風，讓中國大地再次五彩繽紛起來。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門的不斷打開，中國人對流行越來越敏銳，逐漸跟上世界潮流。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去，中國服飾也逐漸為全世界接納。從跟隨到引領，反映的是中國人文化自信的不斷增強。

　　蛤蟆鏡、浪、笑靨如花……一張記錄1980年北京八大處公園女青年形象的照片，成為反映國家因改革開放煥發春天氣息的經典影像。

　　攝影師王文瀾在回憶這張照片拍攝背景時說：“那是改革開放初期，全國上下各個行業百廢待興。突然看見這麽幾個打扮時尚、朝氣蓬勃的女士時，給我很大的感染。”

　　新中國成立之初，老百姓的服裝樣式大都保留民國風格，衣服麵料主要是機織“洋布”、粗棉布或麻布。西裝和旗袍被看作資產階級產物，逐漸在人們生活中消失。由於受蘇聯影響較大，“列寧裝”和“布拉吉”開始流行。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服裝潮流的引領者。“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無數年輕人都以擁有一套軍裝為榮。60年代初，隨著中國橡膠工業的起步，中國人民從穿布鞋轉變為穿解放鞋，解放鞋也成為那一代人的時尚。

　　服裝潮流的背後體現著國家的生產能力。數據顯示，1950年國內市場出售的棉布隻有5000多萬匹，到1953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一億三千多萬匹，但棉布生產的速度仍然跟不上國民消費的需求。

　　為了穩定物價，國家結合當時的供應能力，於1953年發行“布票”。而由於布匹憑票供應，為盡可能地節約，民眾購買服裝的標準是耐磨和耐髒，因此黑、灰、藍、軍綠成為中國街頭服裝的主打色。

　　1979年，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率模特來到中國表演，模特多姿多彩的衣著與觀眾群中一片藍綠灰黑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的國人對新裝扮、新潮流，充滿著渴望。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漸富起來的中國人對衣著的追求也越來越強烈。改革開放後不久，市場上出現了一種化纖織物——“的確良”，這種麵料可以印染出各種鮮豔的色彩，對熟悉了粗棉布和單色衣物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視覺衝擊。

　　而影視劇也帶來了另外的視覺衝擊，隨著中國不斷打開開放大門，許多境外影視作品被引進國內，劇中的男女主角的衣著打扮，很快就能成為街頭巷尾的流行元素。“跟著偶像走”“流行什麽穿什麽”，成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青年的時髦初體驗。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毗鄰港澳的廣東也成為那個年代流行文化的引領者。廣州作為製衣企業最集中的城市，誕生了以高第街、白馬、紅棉等為代表的批發市場。1980年，高第街作為廣州市第一個工業品市場正式開設，也成為全國第一條經營服裝的個體戶集貿市場，新潮的服裝款式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旅客和商販。1993年開業的白馬服裝市場更是在全國享有盛名。1995年，開業僅兩年的白馬市場被評為“一九九四年度廣州地區超億元市場”第一名，它的迅速繁榮，帶動了廣州服裝流通業的快速發展。

　　進入新世紀，對服裝業影響最大的事件當屬互聯網的興起。現在，網購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服裝則是最先享受線上網購紅利的品類。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服裝網上銷售額達到2035億元；2018年，這個數字已經突破1萬億元。數字的背後反映出中國人越來越舍得在服飾上花錢。“美麗經濟”釋放出更多活力。

　　2001年，在上海舉辦的APEC峰會上，亞太經合組織的領導人身著唐裝拍了“全家福”。這一身唐裝，一下子喚醒了人們的民族情懷，同時也將中國傳統服飾推向世界。2014年，APEC峰會重回中國舉辦，“新中裝”的橫空出世又讓中國服飾火了一把。

　　如今，越來越多人愛上中國服飾，越來越多服裝設計師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一些中國品牌開始走向世界，國際時尚舞台上，“中國設計”頻頻亮相。

　　廣東十佳服裝設計師鄧薇薇說，“中國的詩，中國的詞，中國的繪畫，中國的雕塑，都成為我設計原創作品的靈感源泉。通過獨立原創的設計，讓中國文化潮起來，這也是文化自信在時尚界的一種具體體現。”

　　社會流行潮起潮落，變幻萬千。作為廣東本土知名設計師，鄧兆萍一直努力在作品中傳承嶺南文化兼容並蓄的包容氣質，弘揚廣東“敢為天下先”的首創精神。

　　鄧兆萍與服裝設計的淵源來自家庭。她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剛成立，父親帶著家人從香港回到廣州，希望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我的母親既懂服裝工藝又會經營，他們在廣州設立了門店。70年代，父親榮獲過‘廣東省十大技師’稱號，曾為多位知名藝術家做過定製服裝。”

　　不過，一開始，鄧兆萍並沒有選擇這一行。父親一直想讓鄧兆萍繼承家業，但改革開放讓鄧兆萍急於了解更多外麵的世界，她選擇報考外語專業。或許是命中注定從事服裝事業，鄧兆萍畢業後進入廣州市紡織品公司當翻譯，工作之餘學到了很多服裝製作經驗。在日本三峰服裝公司工作時，鄧兆萍見識了很多國際頂尖品牌，這為她以後的事業打下了基礎。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人對穿衣打扮開始講求個性和多變。鄧兆萍做出人生的新選擇，她重新回到學校，專門學習服裝設計。時代褒獎了她的這個選擇，此後，在時尚路上，鄧兆萍不斷攀上一座又一座專業高峰：

　　1996年畢業當年，鄧兆萍就創立了兩個品牌。同年，她參加首屆“賢成杯”全國時裝設計大賽，榮獲銀獎。2002年廣東首屆時裝周舉辦期間，鄧兆萍舉行個人專場發布會。2003年，她獲得“廣東十佳設計師”和“中國十佳服裝設計師”稱號。

　　2016年，第69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開幕式上，女導演鍾萱身穿藍色如海水般的綢緞走上了紅毯，裙擺上點綴朵朵的粉桃，在直播大屏幕上足足停留了45秒！這個寶貴的45秒，不僅讓鍾萱賺足了眼球，也讓這件名為《桃夭》的禮服聲名遠揚。這件禮服正是由鄧兆萍所設計。

　　鄧兆萍告訴記者：“《桃夭》的名字，源於詩經‘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詩句。桃花的花語是吉祥美好，我希望借助桃花，把中國人對世界美好、和平的願景傳遞給海外觀眾。”

　　近年來，鄧兆萍一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為自己的服裝設計增加元素和靈感。2013年，在經過10年醞釀、3年的調研準備後，鄧兆萍在廣州發布“織夢嶺南”係列作品。2014年10月，鄧兆萍在北京舉辦了“盛世中華”主題時裝發布會。

　　2017年，在《財富》全球論壇舉辦期間，鄧兆萍把秀場搬到了廣州千年古道北京路，這場時尚秀以千年商都廣州為主要設計元素，結合嶺南傳統工藝“三雕一彩一繡”，將廣州塔、歌劇院、陳家祠、聖心大教堂等這些代表國際大都市的廣州地標點綴在現代版型的時裝上，讓參會者領略了廣州千年商都的綽約風姿。

　　“我感恩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骨子裏流淌的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強烈自信給我無窮的設計靈感。我堅信，在未來中國品牌、中國設計會在世界上擁有更大的流行話語權。”鄧兆萍說。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學習蘇聯“老大哥”，建立計劃經濟體製。由於生產能力較低，城市居民的各類日常生活物資，包括糧油、布匹、糖果、農副產品等都要憑票和供應證購買，這一段時期被人們稱為“票證時代”。最多時，各類票證達60餘種。

　　1953年，我國開始發行“布票”，1956年曾短暫停止憑票供應，但不久後又恢複。直到1983年12月1日，商業部通告全國：敞開供應棉布，取消“布票”。從此，中國人使用了30年的“布票”才成為曆史。

　　在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收藏著大量的布票，包括1955年的廣東省“拾市尺”臨時購布證、1958年的廣東省“叁市尺”布票、1982年的廣東省“壹市尺”布票，記錄著那一段“票證時代”的曆史。其中，1982年的廣東省“壹市尺”布票，是由廣東省收藏家協會於2014年向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捐贈。

　　▶1979年3月， 皮爾·卡丹在北京舉辦時裝表演， 他是第一個來到中國的國際級時裝設計大師（下圖，新華社發）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對中國人來說，服飾一直都是文明的載體。每一種服飾都體現了當時的生活習俗、審美情趣、價值取向等精神內涵。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人的服飾和裝扮也經曆了滄桑巨變，見證著共和國的進步。

　　新中國成立之初，服飾新風尚主要通過勞動模範進行傳播。共和國首位女拖拉機手梁軍就是列寧裝的模特。1950年8月創刊的《人民畫報》，將梁軍選為首期封麵人物。梁軍圓潤的臉龐、齊耳的短發，加上灰色的列寧裝構成了1950年代農場女工的經典形象。簡樸的列寧裝體現了當時人們裝扮的實用價值取向——方便勞動。後來，梁軍的形象還被印在第三版1元麵值的人民幣上。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最能體現一個人身份的服裝款式是中山裝，而最受人們歡迎的則是軍裝。而一般民眾，最常穿的衣服不外是黑、灰、藍和軍綠幾種顏色，這樣的流行延續十多年。

　　改革開放的春風，讓中國大地再次五彩繽紛起來。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門的不斷打開，中國人對流行越來越敏銳，逐漸跟上世界潮流。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去，中國服飾也逐漸為全世界接納。從跟隨到引領，反映的是中國人文化自信的不斷增強。

　　攝影師王文瀾在回憶這張照片拍攝背景時說：“那是改革開放初期，全國上下各個行業百廢待興。突然看見這麽幾個打扮時尚、朝氣蓬勃的女士時，給我很大的感染。”的確，剛剛經曆過上世六七十年代的人們對於色彩有著更為強烈的追求。

　　新中國成立之初，老百姓的服裝樣式大都保留民國風格，衣服麵料主要是機織“洋布”、粗棉布或麻布。西裝和旗袍被看作資產階級產物，逐漸在人們生活中消失。由於受蘇聯影響較大，“列寧裝”和“布拉吉”開始流行。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服裝潮流的引領者。“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無數年輕人都以擁有一套軍裝為榮。60年代初，隨著中國橡膠工業的起步，中國人民從穿布鞋轉變為穿解放鞋，解放鞋也成為那一代人的時尚。

　　服裝潮流的背後體現著國家的生產能力。數據顯示，1950年國內市場出售的棉布隻有5000多萬匹，到1953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一億三千多萬匹，但棉布生產的速度仍然跟不上國民消費的需求。

　　為了穩定物價，國家結合當時的供應能力，於1953年發行“布票”。而由於布匹憑票供應，為盡可能地節約，民眾購買服裝的標準是耐磨和耐髒，因此黑、灰、藍、軍綠成為中國街頭服裝的主打色。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漸富起來的中國人對衣著的追求也越來越強烈。改革開放後不久，市場上出現了一種化纖織物——“的確良”，這種麵料可以印染出各種鮮豔的色彩，對熟悉了粗棉布和單色衣物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視覺衝擊。而影視劇也帶來了另外的視覺衝擊，隨著中國不斷打開開放大門，許多境外影視作品被引進國內，劇中的男女主角的衣著打扮，很快就能成為街頭巷尾的流行元素。“跟著偶像走”“流行什麽穿什麽”，成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青年的時髦初體驗。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毗鄰港澳的廣東也成為那個年代流行文化的引領者。廣州作為製衣企業最集中的城市，誕生了以高第街、白馬、紅棉等為代表的批發市場。1980年，高第街作為廣州市第一個工業品市場正式開設，也成為全國第一條經營服裝的個體戶集貿市場，新潮的服裝款式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旅客和商販。1993年開業的白馬服裝市場更是在全國享有盛名。1995年，開業僅兩年的白馬市場被評為“一九九四年度廣州地區超億元市場”第一名，它的迅速繁榮，帶動了廣州服裝流通業的快速發展。

　　進入新世紀，對服裝業影響最大的事件當屬互聯網的興起。現在，網購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服裝則是最先享受線上網購紅利的品類。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服裝網上銷售額達到2035億元；2018年，這個數字已經突破1萬億元。數字的背後反映出中國人越來越舍得在服飾上花錢。“美麗經濟”釋放出更多活力。

　　2001年，在上海舉辦的APEC峰會上，亞太經合組織的領導人身著唐裝拍了“全家福”。這一身唐裝，一下子喚醒了人們的民族情懷，同時也將中國傳統服飾推向世界。2014年，APEC峰會重回中國舉辦，“新中裝”的橫空出世又讓中國服飾火了一把。如今，越來越多人愛上中國服飾，越來越多服裝設計師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一些中國品牌開始走向世界，國際時尚舞台上，“中國設計”頻頻亮相。

　　廣東十佳服裝設計師鄧薇薇說，“中國的詩，中國的詞，中國的繪畫，中國的雕塑，都成為我設計原創作品的靈感源泉。通過獨立原創的設計，讓中國文化潮起來，這也是文化自信在時尚界的一種具體體現。”

　　社會流行潮起潮落，變幻萬千。作為廣東本土知名設計師，鄧兆萍一直努力在作品中傳承嶺南文化兼容並蓄的包容氣質，弘揚廣東“敢為天下先”的首創精神。

　　不過，一開始，鄧兆萍並沒有選擇這一行。父親一直想讓鄧兆萍繼承家業，但改革開放讓鄧兆萍急於了解更多外麵的世界，她選擇報考外語專業。或許是命中注定從事服裝事業，鄧兆萍畢業後進入廣州市紡織品公司當翻譯，工作之餘學到了很多服裝製作經驗。在日本三峰服裝公司工作時，鄧兆萍見識了很多國際頂尖品牌，這為她以後的事業打下了基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人對穿衣打扮開始講求個性和多變。鄧兆萍做出人生的新選擇，她重新回到學校，專門學習服裝設計。時代褒獎了她的這個選擇，此後，在時尚路上，鄧兆萍不斷攀上一座又一座專業高峰：

　　1996年畢業當年，鄧兆萍就創立了兩個品牌。同年，她參加首屆“賢成杯”全國時裝設計大賽，榮獲銀獎。2002年廣東首屆時裝周舉辦期間，鄧兆萍舉行個人專場發布會。2003年，她獲得“廣東十佳設計師”和“中國十佳服裝設計師”稱號。

　　鄧兆萍告訴記者：“《桃夭》的名字，源於詩經‘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詩句。桃花的花語是吉祥美好，我希望借助桃花，把中國人對世界美好、和平的願景傳遞給海外觀眾。”近年來，鄧兆萍一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為自己的服裝設計增加元素和靈感。2013年，在經過10年醞釀、3年的調研準備後，鄧兆萍在廣州發布“織夢嶺南”係列作品。2014年10月，鄧兆萍在北京舉辦了“盛世中華”主題時裝發布會。

　　2017年，在《財富》全球論壇舉辦期間，鄧兆萍把秀場搬到了廣州千年古道北京路，這場時尚秀以千年商都廣州為主要設計元素，結合嶺南傳統工藝“三雕一彩一繡”，將廣州塔、歌劇院、陳家祠、聖心大教堂等這些代表國際大都市的廣州地標點綴在現代版型的時裝上，讓參會者領略了廣州千年商都的綽約風姿。

　　“我感恩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骨子裏流淌的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強烈自信給我無窮的設計靈感。我堅信，在未來中國品牌、中國設計會在世界上擁有更大的流行話語權。”鄧兆萍說。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學習蘇聯“老大哥”，建立計劃經濟體製。由於生產能力較低，城市居民的各類日常生活物資，包括糧油、布匹、糖果、農副產品等都要憑票和供應證購買，這一段時期被人們稱為“票證時代”。最多時，各類票證達60餘種。

　　1953年，我國開始發行“布票”，1956年曾短暫停止憑票供應，但不久後又恢複。直到1983年12月1日，商業部通告全國：敞開供應棉布，取消“布票”。從此，中國人使用了30年的“布票”才成為曆史。在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收藏著大量的布票，包括1955年的廣東省“拾市尺”臨時購布證、1958年的廣東省“叁市尺”布票、1982年的廣東省“壹市尺”布票，記錄著那一段“票證時代”的曆史。其中，1982年的廣東省“壹市尺”布票，是由廣東省收藏家協會於2014年向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捐贈。

　　▶1979年3月， 皮爾·卡丹在北京舉辦時裝表演， 他是第一個來到中國的國際級時裝設計大師（下圖，新華社發）